导弹院长的别样人生

在“文革”异常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不偏不倚，坚守职责？ 被西方称为“蚕式导弹”的尖端武器，是如何研制出来的？且看导弹院长、华县人林毅的别样人生。

一句大实话惹来大祸，免去副司令职务

2000年深秋，绿叶变黄的时候，林毅院长离开了我们，他走得那么匆忙。每当我回忆起与林院长相处的日子，他那笔挺的身影、神采奕奕的眼神和谦恭友善的谈吐就浮现在眼前。

林院长生于1917年10月20日，陕西华县人。他1936年5月参加革命，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的前五年，林毅先后担任空军第二十师（轰炸机师）师长和空军第一师（歼击机师）师长。空一师是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第一任师长是红军飞行员方子翼，第二任师长就是林毅。1956年，林毅调任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

1958年4月，林毅奉命筹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导弹发射试验基地。他率领一支筹建大军开进酒泉，硬是在茫茫戈壁滩上，建成了设备齐全、水平一流的试验基地。1958年10月8日，国防科委又一基地成立，林毅被任命为基地副司令员兼空对空导弹试验部（二部）部长。

1961年9月1日，中央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11月25日，调任林毅为副院长（院长空缺）。大家看到的林毅，总在高高兴兴、没日没夜地工作，谁也不会想到这次任命对他是不公平的！后来听几位老同志讲，林毅在20基地是副司令员，属副兵团级，到三分院任副院长，属副军职，整整降低两级使用，是怎么回事呢？1958年，林毅出差途经西安，顺便回华县老家看望生病的母亲，生产队长向他反映：“农民都去大炼钢铁了，地里的庄稼没人收，炼的钢铁又不能用，这不是劳民伤财嘛！”回到部队，他向组织上汇报了在农村的见闻，说的说了，听的听了，各有感慨，相安无事。

树欲静而风不止，到1959年，全党刮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风暴，在二部党委扩大会上，有人问林副司令：“你说，彭德怀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林毅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么一句大实话，惹来了一场塌天大祸，有人把他的“回乡见闻”与彭德怀的“万言书”挂起钩来，横加批判，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性质错误”，免去副司令职务，调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

“保得住要保，保不住也得保。”

1965年1月，中央对国防科研部门实施体制改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集体转业组建第七机械工业部，五院三分院改建为七机部第三研究院，林毅任院长。三院的任务由原来的“以试验保障为主”改为“以型号研制为主”，负责研制飞航导弹武器系统，包括岸对舰导弹、舰对舰导弹、空对舰导弹。

林院长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全国各地调集科研人员、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组成了六七千人的科研生产队伍。又以每年竣工一万平方米的速度，建成导弹总装厂、十几个分系统研究所和试制厂，以及必要的办公室和宿舍，构筑起型号研究院的骨架。

1965年5月，我奉命调到三院办公室工作，担任林毅院长的秘书。上班的第一天，林院长找我谈话，他说：“我要执行党委的决议，你要执行我的指示，保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见解，就对我说，我会考虑的。对下面，你不要随便发表个人意见。”他还说：“我高中毕业就到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光会打仗，不懂技术，闹过不少笑话。我从陆军调到空军当师长，在机场上看到油罐车后边拖着一条铁链子，跑起来哗啦哗啦响，惹得人心烦，我对他们说，把那些‘小辫子’都给我拆掉。地勤人员告诉我：‘不行啊！那是防静电的，去掉就不安全了。’我没有知识，净瞎指挥！以后你得帮助我。”这番话，使我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以后见到他我就不那么拘束了。

大约是1966年8月，三院党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由副书记林毅主持。会前，院党委秘书蓝作群找我，要我帮他做一些打电话、布置会场、准备茶水、核对名单等会务工作。准备就绪，我要退出会场了，蓝秘书说：“你别走，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得专心做记录，你帮我照应一下。”我就留下来了。

会议开始，林毅走上讲台，刚讲了几句话就停下来，低头写字，走到会场的最后一排，把纸条交给我，转身回到主席台继续讲话。我一看，纸条上四个大字：“请你出去！”我心里委屈极了，把纸条交给蓝秘书，立刻走了出去。会后，林院长找我谈心：“你是院长秘书，不是党委秘书。这是党委会议，你不该在场。”我说：“蓝秘书说他忙不过来，叫我来帮忙。”他说：“那他应该找政治部的人。”

37年后，我看到林院长夫人赵杰的回忆文章，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上面说的那次院党委紧急扩大会议，是林院长根据七机部部长的指示召开的，议题是通报政委的错误和处理意见。之后，他又把政委送到外地“疗养”，保护起来了。他这样做，在群情激愤的“文革”中是有被批斗危险的。有一天，赵杰问林毅：“你保得住吗？”林院长说：“保得住要保，保不住也得保。毕竟是生活小节问题，在这个风头上弄不好会出人命的。”这话不假，政委很爱面子，他怎么能经得住群众的批斗呢！

采纳了“一弹多用”方案，降低了生产成本

1965年4月21日，国防工办召开会议，讨论“岸对舰导弹武器系统技术方案”，确定三院承担武器系统技术抓总，同意三机部某工厂研制海鹰一号导弹。但是，海军希望搞一个射程更远的导弹，封锁渤海湾。

三院刚刚诞生，就遇到了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先拿出比海鹰一号更好的型号来。林院长尊重技术副院长梁守槃教授及科研人员的意见,采用承力式箱体，加大燃料储量,使导弹的射程比海鹰一号增加35%，满足了海军封锁渤海湾的要求，这个型号定名为海鹰二号。

计划制定了，林院长狠抓落实。他发扬部队指挥员“打仗前要看地形”的工作作风，深入到型号研制第一线指挥战斗。在设计部、研究所、试验室、车间，随处可见他的身影。科技部计划处型号组和调度室是型号研制的技术协调和生产调度部门，在这里，几乎天天可以见到林院长，他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随便便和大家聊天，了解型号研制的进展情况，探讨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就深入到基层去帮助落实研制计划。林院长到基层，去的次数最多、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导弹总装车间。他在那里发现问题，就顺藤摸瓜，一抓到底。例如，他看到总装厂的进度缓慢是因为模线设计拖了后腿，就到总体设计部去，请他们派人支援，弥补了生产过程中这条短线。

林院长乐于听取群众意见，又善于集思广益。在讨论工艺方案时，有人建议：“试制阶段可以减少工艺装备。”林院长觉得有道理，就与梁副院长一起，组织有关人员论证，最后决定减少工艺装备30%，大大缩短了试制周期。按照型号研制的程序，在导弹试飞之前，必须进行全弹静力试验、振动试验、过载试验等大型地面试验，一般需要三枚导弹。总装车间主任邢丘建议“一弹多用”。林院长非常重视，他先争得梁副院长同意，又组织总体设计部论证，最后采纳了“一弹多用”方案，为海鹰二号的提前试飞争取了时间，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被逼得没办法，他就说：“谁对，我就支持谁。”

海鹰二号的研制工作刚刚展开，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林院长也受到冲击。面对接二连三的批斗，林院长从不责怪群众，也不垂头丧气。批斗会一散，他回到家里洗把脸，骑上自行车立刻赶到生产岗位，冒着“以生产压革命”的风险，坚持抓型号研制工作。有一段时间，“革命”闹得热火朝天，搅得生产调度会“锣齐鼓不齐”。会开不成，林院长就一家一户登门拜访，把有关人员请到现场，共同解决问题。

林院长的辛勤工作，终于得到了回报。1967年9月29日，三院研制的第一个型号首次飞行试验成功。10月27日，第二发导弹又命中目标。1968年，又有两发大射程导弹发射成功，完成了海鹰二号导弹的研制性飞行试验。1969年，海鹰二号率先进行设计定型飞行试验，7发6中，总计11发10中，射程和命中精度等主要战术技术指标，完全达到了设计定型的标准。海鹰二号设计定型以后，立即投入小批量生产，装备了部队。这就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岸对舰导弹，被西方称为“蚕式导弹”。

“文革”对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1967年1月，整个七机部从上到下分成两大派，每派都有几万群众。此时此刻，怎样对待两派群众，便成为每个领导干部必须回答的问题。在那个年代，两派群众都认定自己是革命的，对方是不革命的，都要求领导干部公开站出来，支持自己这一派。那时，什么事儿都“上纲上线”，把“支持哪一派”说成是“站队”问题。“站队”站对了，就是革命领导干部；站错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夜之间，形势急转直下，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公开亮相，有的支持这一派，有的支持那一派，唯独林院长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都支持。”只因他持这种态度，两派群众对他都不满意，这派斗了那派斗，但林院长始终如一。在被逼得没办法时，他就说：“谁对，我就支持谁。”这句话当然又招来群众强烈的不满。尽管如此，再一次批斗他时，他还是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谁做得对，我就支持谁。”

那时时兴在广场开群众大会，不论哪一派群众开大会，他都去旁听，了解情况。有时两派群众同时开大会，一派在广场南头，一派在广场北头，他拿个小板凳，坐在两个会场的中间，与两派保持同样距离。冬天，在大操场开批斗会，林院长的呢子大衣难御风寒，他叫我帮他借一件皮大衣。我问了几个人，都怕当“保皇派”，不肯借给他。没辙，我把自己穿的军大衣拿给他，他笑着说：“凑合了”。从此，他挨斗、游街、抓生产，都穿着我那件军大衣。有一天，他骑自行车把我的军大衣剐了个三角口子。在我要下放到济南军区农场劳动时，林院长坚持要还我军大衣，还要赔我一件空军飞行员穿的皮夹克。林院长的关切之情，我心领了，只收回了大衣，没要皮夹克。

林院长生活上大大咧咧，不过问家务事儿，家里的大事小情全由夫人赵杰做主。赵杰在城里上班，也是单位的领导，“文革”中也在挨斗，长期不能回家。他们家里常常只有11岁的小女儿普宁和保姆两个人，林院长在外面挨斗，晚上回不来，她们非常害怕，我常去照看她们。有一天夜里，林院长被人带走了，我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我问：“谁带走的？”“带到哪儿了？”普宁和保姆都说：“不知道。”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就搬到将军楼值班室睡觉。这儿离林院长家很近，如果再有人半夜把林院长带走，他喊一声我就能听到。有一天，林院长挨斗回来，坐在屋里休息，他随手在纸上写道：“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确，林院长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来不含糊。

我们从火车站走到长途汽车站，好像走过没有打扫的战场

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决定对三院实行军管，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于军管会。此时，林毅彻底“靠边站”了，再也不能以院长身份工作了。就在这个时候，参加三线建设的一批复员军人要结队回京“造反”。军管会知道这是个大难题，怕事态闹大，决定派林毅到四川省达县去处理。当时，四川的“文革”闹得很凶，交通极不正常，途经之地又经常发生真刀真枪的“武斗”，非常危险。我劝林院长：“你靠边站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让军管人员去处理吧。”林毅说：“工作嘛，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我想，我们要像普通人一样，坐火车到重庆，换乘长途汽车到达县，不叫基地派车接（通常是基地派车到重庆接）。我随同林毅，坐火车到重庆。那里刚刚发生过一场大规模“武斗”，我们从火车站走到长途汽车站，好像走过没有打扫的战场。林毅没坐过长途汽车，不会挤车，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推上去。在长途汽车上，我们听到乘客议论“重庆武斗”的情景，实在令人后怕。下了长途汽车，我们又徒步走了个把钟头才到基地。林毅一到基地，消息立刻传开：“林院长来了！”“林院长自己走来的！”那些准备结队上访的群众，本来以为林毅院长“不敢来”，现在看到院长冒着枪林弹雨来了，又没像以往那样要车接，气儿就消了一半。

林毅不顾旅途疲劳，立刻走到群众中间，与他们促膝谈心，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详细解答他们的问题。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听了林院长的解释，了解了国家的政策，风波很快就平息了，我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在我们离开基地时，那位带头上访的职工还亲自开车把我们送到重庆。

为了解决基地的问题，林毅请张乃川副院长、李济宗副政委、工程部王培棠部长一同回京开会。我们半夜三更到达北京火车站，出站后才发现，三院没派车来接我们。当时没有出租车，公共汽车早就下班了，火车站距离三院35公里，不可能走回去。时值严冬，寒风刺骨，冻得大家直哆嗦。我建议，先到我家里休息，等待天亮。当时，我家住在东总布胡同，离火车站很近，走十几分钟就到了。张副院长年纪最大，又患肺气肿病，行走非常困难，走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到，进了家门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我先安排张副院长躺在床上休息，请其他各位自行落座。我点火，生炉子，烧开水，沏茶。茶过三巡，炉火旺了，大家才暖和过来。在我那“一间屋子半间炕”的窄小房间里，床上还能再睡一个人。我问：“哪位想睡觉？”林院长说：“算了，让张副院长好好睡觉，咱们打扑克吧。”我们四个人打了半宿扑克，愉快地度过了不眠之夜。第二天上午三院来车接我们回去，在汽车上大家纷纷议论：“要是没有这么个落脚点儿，咱们非冻病了不可。”

“宁肯自己过不了关，也不能伤害别人。”

“文革”后期，一些“检讨”过关的领导干部被“解放”，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据我观察，有一段时间，军管会也想起用林毅，多次给他提供“检讨”的机会。但是，林毅没什么错误，没有可以“检讨”的，他又不愿意随波逐流、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所以老是过不了关。他跟我说过：“我挨过整，尝过挨整的滋味。宁肯自己过不了关，也不能伤害别人。”

1969年4月，我下放到济南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第一批下去，最后一批返回。1969年11月，林毅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年过半百的人，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一点架子。他从五七干校回到三院的时间比我早，有人告诉我，林毅见到同我一起下放的人已经回来两批了，便去对军管会的人说：“这么多人都回来了，为什么我的秘书不能回来？”他说了话也不管用，我还是最后一批回来的。

1971年9月，林毅被调到哈尔滨，筹建船舶工程学院。他接到命令的当天就找我谈话，希望我跟他一起去。我劝他：“别去啦。大风大浪很快就过去了，三院的人都了解你，还是留在三院好。”他说：“这几年闲得难受，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三院科技部，爱人还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我一个人带着6岁的儿子，又当爹又当妈，我跟他走了孩子怎么办？我左右为难，就找顶头上司谈了自己的难处，他说：“我知道了，你就别管啦。”本来我还想把情况直接报告林院长。可是，我还没找到机会说，院政治部已经给林院长选配了秘书。这件事，我心里总觉得对不起林院长，好几年不敢去看他。后来，他当了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又晋升为六机部副部长，我就更不想去见他了。直到他离职休养，我也退休之后，才去他家里拜访，畅叙别情。

林院长在三院工作九年多，带领我们走过了艰苦创业的路程，为三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的反舰导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报道，我国自行研制的几个型号，达到了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水平，有些性能甚至还优于西方。

在非常时期，非常的岁月里，我与林毅同志是忘年之交，相交甚笃。我了解他的心思，他知道我的能力，无需多谈，便能默契。呜呼！人生在世，与朋友相交，与亲人相处，与领导相识，最最让人永生不忘的就是这种心灵相知。

（原载2015年07月08日《北京青年报》）